《Kill the Messenger》是我第一部接觸，以記者為題材的電影。對一個經歷採訪生涯的新聞工作者，他在採訪線上多年後，才真正接觸到第一部關於記者的電影。這，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吧！
Messenger，中文翻譯為“信差”，馬來文為Utusan、berutus（前鋒報？）。把記者形容成“信差”，似乎無不可。
古時通訊不發達，除了採用“飛鴿傳書”傳遞信息，信差”是朝廷委任的官職，或快馬、或船舶、或水路兼差，傳遞朝廷公文和急詔。在印刷術發達，晉入出版報紙的時代開始，“信差”轉到了記者身上。晚清出版的半官方《京報》，雖標榜為中文期刊，但以登載政府公告為主，從政府專設機構抄下官方擬向民間發布的訊息，充其量只是一道公告板，十足的官方“信差”報。（如中共喉舌報《人民日報》、官方《新華社》，而我國的《馬來前鋒報》除了充當巫統喉舌，更站在操弄種族情緒和分化族群的“重要”崗位。）
如果記者只是一名“信差”，即俗稱的“記錄員”，那是缺乏批判思考和提出質疑的“抄寫員和錄音器”。不過，當記者深入追踪一項特別報導時，有人會把他的個人議程投在記者身上，把記者當成他的“信差”；自然，涉及利益的另一方不願讓陰謀曝光。於是，就有了《殺死信差》（Kill the Meseenger）這回事。
電影中的信差最後死於自轟，背後實情如何，隨著Gary Webb的離世，而成為一道秘。
放諸西方和東方新聞採訪的區別，根本性就在於“批判思考”（critical thinking）。
東方標準看新聞工作，始終將採訪鎖定為一項“傳播”，即訊息傳播和宣傳的工具；但西方人眼裡的傳媒，則是政府、司法、和公民社會以外的第四權監督，也促成了了西方媒體工作者，在新聞專題報導上專業性的追根究底，對人權的追求、對法治/法律的堅持，以及最根本對於當權者的監督與批判。
在這樣的環境結構下，《殺死信差》這部改編自普利茲新聞獎得主Gary Webb的真人真事小說《Dark Alliance》，被搬上了大熒幕。
電影海報以頗堪玩味的方式，讓Jeremy Renner飾演的Gary戴上的墨鏡片，反映出美國白宮。白宮，除了是美國最高行政機關的代號，也是全世界對美國地位的崇拜與認同。可是，在墨鏡的背後，在那看不到的白宮，我們看到什麼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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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一開場，以系列美國反毒新聞紀錄畫面奪得觀眾眼球，敘述毒品對美國民眾造成的傷害，特別是對中低階層的黑人社群，並播放國家領袖矢言剷除毒品的宣言。
Gary作為加利福尼亞州一家小報《聖荷西信使報》（San Jose Mercury News）的記者，儘管報章的採訪線路，可能只是社區報的報格，但他卻關注起被拘留調查毒販的“人權”。
導演以電影畫面交待，Gary進入一所毒販居所，採訪毒販指控當局未經法庭判決就凍結他的資產，兩人忽然被破門而入的警方人員給逮捕，Gary把此事報導成新聞刊登，而使他名聲大噪，無形中也令他被相關人士“關注”。
打扮妖艷的性感尤物Coral Baca找上Gary，呈上陪審團的機密文件，原來她是一名被拘留毒販的女友，希望通過Gary的協助，把男友給救出。
要釣上新聞工作者的“餌”是什麼，那就是獨家新聞！Gary在氣憤於自己被Coral利用後，Coral回頭說了這麼一句話：“你以為我給你的是cheese，實際上我給你一頭老鼠！”
隨著Gary對手上證物的抽絲剝繭，他發現了美國政府的驚天大陰謀！原來，美國中情局（CIA）和尼加拉瓜的毒販及反政府軍合作，將尼國的毒品輸入美國加利福尼亞一帶販售，而販售對象以中下階層的黑人為主，再把黑市販運毒品的獲利購買軍火，運回尼加拉瓜支持反政府軍的軍備。
在那意識形態鬥爭和美蘇冷戰的80年代，白宮無法通過國會，直接介入尼國內戰，但基於戰略與商業利益，美國政府卻默許、甚至縱容中情局這麼做，等於間接支持尼國的內戰。
美國會涉入一國的內戰，肯定涉及它的戰略佈局與利害關係。電影敢於挑戰禁忌和尺度，重提美國政府的這段往昔醜事，美國政府卻給予高度的自由創作空間，不予打壓和干涉；這樣的創作題材，在我國是不可能之事。
Gary在獲得女上司編輯Anna的支持後，飛往南美洲進行實地採訪，也訪問了相關人物，如潛入監牢訪問被關押的毒販、為毒販洗錢的當地銀行家，切深入隱藏在森林中，由叛軍控制的小機場等。不過，當他在把新聞公諸於世後，那些曾被他採訪的關鍵人物全一一否認見過他，銀行家也“永久性消失”，彷彿Gary飛去南美洲的採訪，如泡沫般消失的完全不存在。
電影通過Gary與Anna的合作關係，闡述了西方媒體中，編輯和記者在新聞製作的角色與位置；但在中文報，編輯只是一位打標和排版的人員，和記者的直線採訪工作扯不上邊。
電影詮釋出Gary在揭露真相後所面對的打壓，包括CIA特工的正面盤查與暗中跟踪、知名大報訪問CIA高管得出“假新聞”的反證、報館內部受到相關單位的彈壓，使得總編輯下令將Gary調離到加州的一個海邊市鎮，暫別那燙手山芋。
過程中，Gary過去的婚外情“理所當然”成為炒作的對象，以“證明”一名婚姻出狀況，甚或被指道德有問題的人，其所撰寫的新聞是欠缺公信力，完全是杜撰所得的。
新聞出街後，掀起加州非裔社群的沸騰。他們舉行示威請願，要CIA交待事情真相，最後迫使CIA總監與非裔社群對話和之後的下台。這也顯示了媒體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，媒體對於真相的報導，得到公民社會的支援與形成廣泛的影響力。這些在我國，同樣也是不會發生的，因為在公民社會不成熟的國家，人民還是將希望，寄託與政黨政治。此乃題外話。
用道德標準來放大和衡量一個人的品德與其言行舉止，合理化其所做一切乃不值得信任的做法，放諸四海皆準。如美國總統克林頓與白宮實習生萊恩斯基的性醜聞，使得克林頓繼尼克遜在1972年的水門案後，成為被彈劾的總統。所以，不要誤會美國向來所強調的自由平等理念，“性醜聞”依然可以成為政界一道有效打垮政敵的道德武器。
《小王子》作者聖埃修伯里便用一名“坐著等待探險家來報告”的『地理學家』，來說明這道理。故事中的『地理學家』對小王子說，他不需要出外勘察山川地形，『地理學家』的功用，是負責對呈上勘察地圖的探險家進行道德與背景調查，確認探險家的道德“正確”後，其所繪製的地圖就有公信力。
乍聽之下匪夷所思，但這樣的道德標準，其實在這個社會處處皆是。這是一個“高度道德化”的社會體制嗎？似乎，失去了“道德”，我們什麼也不是？但喬裝在道德糖衣背後的是什麼，你能看清嗎？
鬱悶難擋的Gary只好遵循上司命令，在海濱旅遊小鎮繼續他的採訪生涯。令人苦笑的鏡頭，Gary電訪相關單位，以撰寫一則警方馬匹因便秘而死的花邊新聞，述說了這名追尋新聞真相的媒體人員，如何遭到時不予我的苦悶。
不過，夜半闖入的一名前CIA特工，卻重燃了Gary的鬥志。在那暗夜似的懺悔中，該名前特工爆出了黑幕背後的故事，使得Gary矢言要放下一切，盡全力以追擊真相為使命。
Gary得到妻子和兒子的支持，他在公司年宴中的演講，儘管獲得台下一片掌聲和表揚，但他卻向編輯拋下一封辭職信，聲明他會繼續以個人身份進行調查式報導，也避免拖累報館。
（報館生態對於敏感新聞報導的台詞，總是圍繞在“萬一新聞出街會導致報館關門，而不論你所揭發的是真相或否，對廣大靠報館吃飯的同事們，因你一人的妄為，而得面對生計斷炊的困境。試問，你還有多大的勇氣和毅力去報導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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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記：有人批評，導演處理最後死於槍殺/自轟的Gary的電影手法過於草率，但電影劇終播出以真人Gary和他的小孩玩在一起的紀錄片，就是對Gary的尊敬。對於一個在採訪崗位上如此盡忠職守的新聞從業員，我們留給他的，不應是更多尊嚴與對其專業的敬重嗎？
以一名記者的角度看這部電影，所抱著的是崇拜眼神無疑。困於現實主義的我們總是被現實折騰的太累，把自己拋入黑漆漆的大熒幕內，也許，那會是一道工作之外的精神慰藉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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